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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访民许冬青脑出血，被送进ICU急救。当局干预医疗，要将其移到普通病房。（视频截图／大纪元合成） 72岁的江苏省金坛区访民许冬青，12月23日晚上身体突然不适，紧急送往金坛区人民医院急救，确诊脑出血、大脑有动脉瘤。后出现病危，紧急转到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ICU，医生明确告知需继续在ICU严密观察，以决定后续治疗方案。 官方干预 医生态度大转变 12月24日中午，在街道与村委会人员到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情况并向上级汇报后，医生突然联系许冬青丈夫，说许病情稳定，要求将她转至普通病房。 下午，许冬青旅居日本的女儿杨彩英与父亲同医生沟通，医生一方面称病情稳定，另一方面又表示因ICU无家属陪护，患者“紧张”不利治病，要求立即转出ICU。 杨彩英告诉大纪元记者，“沟通过程中，我听到医生接到电话，并向对方表示正在安排转普通病房。随后，医生又提出，如我们要求转院他可立即安排，并多次要求我尽快回国，不要在外乱说话。” 杨彩英坚持先和母亲视频确认病情。视频中，许冬青意识清楚，但言语稍困难。她明确表示并非自己要求离开ICU，也不存在紧张害怕。她表示，“在此情况下，医生突然对我发火，说如不转出ICU，我母亲一旦出问题，将由我负责。我无法理解，为何转至普通病房无需我负责，而留在ICU却要我承担责任？” 病情被隐瞒 医疗权利被剥夺 杨彩英说，“12月23日晚上，我母亲被救护车送到金坛人民医院后，人完全没有意识，但不见医生采取紧急措施。直到我们家属拿起手机拍录，才有医生过来处置。没过多久，有几位警察出现在医院急症室。” 令杨彩英震惊的是，医生告知家属，许冬青12月3日在金坛人民医院做MRI时已发现血管瘤，但是医院却未告知家属，反称状况良好。 杨彩英说，“关于我母亲的脑出血，当时金坛人民医院医生判断暂不需手术，但需对血管瘤进行治疗。并确认其形成非近期，是在常州市看守所拘押期间已存在，当局长期隐瞒病情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并不认为自己会与政治发生直接关系。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更关心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家庭、工作、孩子以及个人前途。我也曾真诚地相信，只要足够努力、足够低调，就可以在既定秩序中为自己争取一块相对安稳的空间。但现实一次次提醒我，这种想法本身恰恰是一种被精心塑造出来的幻觉。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参与政治或许是一种个人选择；但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言论被系统性压制的社会里，不谈政治本身，往往已经构成了对既有权力结构的被动认同。在中国，许多看似与政治无关的个人遭遇、规则的随意更改、权力的不可申诉、普通人尊严的被忽视，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制度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呈现。 当表达被视为风险，当沉默被塑造成美德，当恐惧成为社会运行的润滑剂，个人命运就不再仅仅取决于勤奋与品行，而是被牢牢嵌入一个不可讨论、不可质疑的权力结构之中。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败，而是一种制度的困境。 三年的疫情，使这种困境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疫情并不只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而是一场覆盖全国的、以“维稳”为核心目标的制度性试验。在这场试验中，普通民众被集体剥夺行动自由，被强制隔离、封控、监控，个人权利被压缩，尊严与生命被牺牲。 我本人也曾在疫情期间被风控、被强制隔离。在“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之下，正常就医被视为风险，合理求助被视为麻烦。那段时间，我清楚地感受到，在这个体制中，普通人的身体并不真正属于自己，而是随时可以被调度、限制和处置的管理对象。 更令人无法承受的，是那些被全社会目睹却无人负责的惨剧——乌鲁木齐大火中，被封控困在家中的居民因防疫措施失去逃生机会，活活被烧死；贵州转运隔离人员的班车在深夜失事，生命在“防疫任务”的名义下被轻率消耗。这些并非偶发事故，而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 三年的疫情，彻底撕碎了中共关于“为人民服务”的叙事。权力在恐惧中不断扩张，却始终拒绝建立任何有效的问责...

2025年12月20日，“人道中国”组织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年会，与会人士书写圣诞新年贺卡，给中国良心犯们送上祝福。图为年会会场。（陈德怡／大纪元） 圣诞节来临之际，“人道中国”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年会，并为在中国大陆被非法关押的良心犯们邮寄贺卡，送去海外华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祝福。 12月20日活动当天，纪念馆大厅内摆列了几十位良心犯的图片，涵盖不同地区、不同信仰、不同原由被中共非法关押的人士，如彭立发、许志永、张展、黎智英、王一飞、邢望力、朱玉芳、朱龙飞等等。他们没有任何危害社会的举动，只因为表达诉求、坚持信仰、揭示真相或反抗暴政，就遭到绑架和囚禁。 2025年12月20日，“人道中国”组织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年会，与会人士书写圣诞新年贺卡，给中国良心犯们送上祝福。（陈德怡／大纪元） “人道中国”主席周锋锁在年度报告中介绍，该组织今年已汇寄出二十多万美元，援助了超过220位中国良心犯，是其成立以来支持力度最大的一年。“人道中国”创立二十多年来，已援助几千位良心犯，其日常运作完全依靠志愿者。周锋锁感谢他们的全心付出，更感谢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2025年12月20日，“人道中国”组织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年会，与会人士书写圣诞新年贺卡，给中国良心犯们送上祝福。图为“人道中国”主席周锋锁发言。（陈德怡／大纪元） 在圣诞和新年之前给良心犯们邮寄贺卡，是“人道中国”每年必办的活动。周锋锁回忆，1989年六四之后，旧金山湾区华人率先开始举办这项活动，37年来已成为海外正义华人的传统。 2025年12月20日，“人道中国”组织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年会，与会人士书写圣诞新年贺卡，给中国良心犯们送上祝福。图为前中国人权律师游飞翥发言。（陈德怡／大纪元） 当日，几十位与会者纷纷将圣诞和新年祝福书写在贺卡上，希望身陷囹圄的义士们能接收并感受到来自彼岸的关注和挂念。 让中国良心人士...

黎智英案的尘埃落定，从来不是一场司法意外。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一次步调精准的政治示威。它把所谓“一国两制”的终局，毫无遮掩地摊在了所有人面前。 黎智英案确认了一个残酷的逻辑：当权力需要时，承诺可以被随时重新定义，条约也可以降格为“历史文件”。香港的自由不是一夜之间坍塌的。它是一场被严格包装为“依法治理”的慢性消解。从最初对安全的反复强调，到模糊法律的界限，再到对过往言论的无限追溯，发声本身终于演变成了一种犯罪风险。对一个七十多岁传媒人的重判，背后是冷静的政治计算。它在向社会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在这个体系里，身份、财富、甚至国际声望都无法构成安全的边界。权力并不需要抓捕所有人，它只需要让足够多的人看清“代价”，社会就会学会自行调整声音的高度。 对于台湾而言，这不仅是邻岸的悲剧，更是对未来生存空间的最后预警。 如果两岸滑入同一种权力逻辑，巨变绝不会以某种激烈的仪式开启，它会沿着一条看似“理性”的路径缓缓推进。起手式是修剪合法言论的边界，接着是以“防渗透”之名筛选立场，最后，每个人开口前都会下意识地感到一种脊背发凉的成本。 在这种权力的罗网中，所有的行为指控本质上都只是借口。当一个人被推上被告席时，真正错的并非他具体做了什么，而是他始终拒绝移动、拒绝妥协的那个立足之地。这正是最阴险的转折点：定罪是预设的，证据是填充的。当法律可以随时追溯过去，沉默便不再需要被命令，它会自动扩散。人们开始思考这“能不能说”和“值不值得”。这是自由因代价过高而沦为“不理性选择”的时刻。 中共对台湾的说辞，与当年面对香港时并无二致：制度可以保留，治理会尊重现实。但香港已经证明，这套语言只是过渡工具，不是契约。限制权力的部分会被逐步抽空，最后剩下的只是制度的空壳。权力一旦接管，他们害怕的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那种持续存在的、独立的判断能力。台湾目前的多元、争吵甚至混乱，在中共的权力逻辑下会被重新定义为“动...

自由雕塑公园迎来了又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公共艺术作品——“民主运动先驱墙”的正式揭幕。 此次活动汇聚了多位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与长期参与者，现场气氛庄严而激昂。 中国民主党创党人之一朱虞夫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以及方政先生等重要嘉宾先后发表演讲。他们以充满力量与情感的发言，回顾民主先驱的牺牲与坚持，呼吁世人铭记历史、坚守良知。 尤为令人动容的是，艺术家陈维明先生在演讲中多次哽咽，其真挚的情感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也使这面民主先驱墙不仅成为一件公共艺术作品，更成为老一辈民主前辈为追求民主与自由、与中共长期斗争所承载的血与泪、信念与尊严的历史见证。 此外，众多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及民主人士共同出席并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民主运动先驱墙”的落成，不仅是对先行者的庄严致敬，更是对自由、民主与人权价值的持续守望。他也成为苦难的中国的哭墙。每一个来到自由雕塑公园的人，站在先驱墙下都为感怀而放声一哭。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作者：杨长兵 本文转自：TNT时报...

图为2025年9月23日，“CCP VIRUS美东行”巡游队伍拜访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前排右二为杨长兵。（受访者提供） “我出生在恐惧里，长大在压迫中。”暴力计生幸存者杨长兵向记者讲述了他在共产中国身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包括暴力计生、暴力强拆、疫情封控等。 暴力计生 杨长兵出生在山东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1980年中共实行“一胎化”政策，他和二哥成为直接受害人。在怀胎二哥八个月的时候，母亲被抓走了，被强行引产。 后来，母亲东躲西藏才生下杨长兵。“小时候，我妈就给我讲这个事情。我们本来应该是哥仨。”他说。 杨长兵从四五岁记事开始，就生活在害怕、恐惧之中，怕警察、怕搞计划生育的人把他抓走，或者送到孤儿院。 乡亲们对抓计划生育的人都很憎恨，帮着通风报信。杨长兵一听见有人喊：他们来了！就马上藏到柴火堆里，有时候钻到猪圈里，或者跑到附近的邻村里去，等到天黑才敢回家。 “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次我跑到柴火堆里藏起来了。天黑我回来一看，门窗也没了，粮食也没了，我妈也哭，我爸也愁眉不展的，家里乱七八糟的。那时候家里很穷，所有的东西，（他们）能砸的砸，能抢的抢……我妈也哭，我也哭。” “所以我从小就恨中共，从娘胎里就挺恨他们的。”由于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爸妈发现他不会像正常孩子那样说话，五岁以后才会说一些很简单的话。他怕见到陌生人，或者是去公众人多的地方，就会变得很紧张很害怕，还有口吃的毛病。 直到他七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被强行结扎，交了罚款，村里又写了证明信，杨长兵才有了户口。“罚多少钱我也忘了。那时候家里也没有钱，四处借钱，借邻居的、借亲戚的，都是一分钱、一毛钱地借。”他说。 杨长兵表示，暴力计生是共产党很大的罪恶，害人不浅。作为中共计划生育“四亿人中的幸存者”，他亲眼见过“超生”带来的恐怖：一人超生，全村受罚（结扎）。干部上门扒屋、拆门拆窗、粮食挖光、牵羊牵牛，把一个个...

2025年刚刚进入最后一个月，同新西兰华社有关的两个诽谤案的判决接踵而至，判决结果都非常鼓舞人心。 12月1日周一，奥克兰高等法院做出对前奥克兰市议员Paul Young（杨宗泽）诉肖志鸿（魔王/ Morgan Xiao）诽谤案的判决，肖魔王因在多篇微信公众号文章中对Paul Young的诽谤性言论，被法官判罚22.5万纽元赔偿金！ 12月3日周三，奥克兰地方法院做出对富强诉戴在和（Daisy）同毛芃诽谤案的判决。两名被告成功驳回诉讼，富强不仅没得到任何经济赔偿，还需支付两名被告的法律费用。 Newsroom12月5日的相关报道 Paul Young为何要对肖魔王提告 Paul Young对肖志鸿的诽谤诉讼案，可以说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早在2022年11月4日，奥克兰高等法院就接受了诉讼材料，并正式立案。 不过，该案直到今年（2025）3月才开庭审理，庭审历时9天。代理Paul Young案子的出庭律师是Kalev Crossland。 Paul Young为何要起诉肖志鸿呢？ 事情要从2022新西兰地方政府选举年说起。自2018年9月起就担任奥克兰市议员的Paul Young谋求连任，他的选区是华人移民比较多的奥克兰Howick 选区，而肖志鸿也在同选区竞选，竞争的同样是奥克兰市议员。 话说在新西兰参加地方政府公职竞选并非难事，不过要赢得选举并不容易。奥克兰市议会中，只出现过一位华裔市议员，这就是来自台湾的移民Paul Young（杨宗泽）。 说竞选地方政府公职不难，是因为几乎没什么门槛。只要是年满18岁，新西兰公民，并且登记为选民，再有俩推荐人，就可参加地方政府选举；无论是竞选市长、市议员或区议员，想选哪个选哪个，无需学历和经验。只要报了名，就可以把自己的简历和政见贴上选举委员会网站，而且选举委员会对简历真伪不负责审核。 当然，参加竞选的人事先得交上$200押...

在许多中国人的童年记忆里，“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并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日常存在。它刷在村口的白墙上，写在学校的围墙上，也贴在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门口。人们每天路过、抬头、低头，它就在那里，像一句无需解释的命令。那时，生育不再是家庭内部的决定，而是一项被严格管理的公共事务。是否响应号召，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在社区中的位置，也关系到个人是否被视为觉悟高。从那个阶段开始，生育权第一次被系统性地从个人和家庭手中抽离出来，交给了国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以“人口增长过快将拖累经济发展”为理由，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套政策并非简单的人口调控措施，而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被赋予了“科学”“理性”和“长远利益”的合法性。少生，被描绘成一种责任；顺从，被视为一种美德。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人们被反复告知：少生一个孩子，国家就能更快发展； 缩小家庭规模，是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种叙事框架下，质疑几乎不可能存在。对政策的不同意见，很容易被简化为“不顾大局”“自私”“思想落后”。当政治口号披上科学与集体利益的外衣，个人权利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讨论空间。 如果说政策文本还停留在纸面，那么在基层，它的执行方式却异常直接。在城乡各地，尤其是在农村，女性成为这一制度最直接、也最沉默的承受者。强制上环、强制结扎、强制引产，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在特定时期被默许、甚至被制度化的手段。很多女性并未被充分告知风险，也没有真正的拒绝权利。生育，从一种自然的生命过程，变成了需要被层层审批、反复核查的指标；女性的身体，则被视为可以随时介入、随时调整的“管理对象”。 在当时的体制中，计划生育并非“可选任务”。干部的升迁、单位的评优、集体的政绩，往往与“达标率”直接挂钩。在这样的考核逻辑下，对个体的尊重反而成了一种失职。制度的冷酷，并不需要个人的恶意，只需要服从。 在官方叙事中，计划生育的“成功”常常通过数字来呈现：...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5年12月12日，本网获悉：2025年12月10日，江西人权捍卫者朱玉芳在服刑4年期满后出狱。据悉，朱玉芳在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遭到狱方酷刑虐待，被强制服用精神药物，导致其每日头脑昏沉嗜睡；狱方用手铐将其双手上举拷在铁栏杆上，长达14天，只偶尔有几分钟解开；狱方安排两名犯人对其“包夹”；安排犯人将其手脚提起，在楼梯上拖行，使其头部、腰部在台阶上不断磕碰；其身体病痛在狱中长期得不到治疗，其求医，狱医只口头敷衍其没事，而不肯书面确认，其要求治疗反被诬“装病”，被加重严厉看管。目前，出狱后的朱玉芳病痛缠身，并且精神药物导致其记忆力下降。 朱玉芳简介：朱玉芳是江西萍乡的强拆维权者。曾是经营4家店面的私营业主，2006年拆迁中，萍乡市政府主要领导亲属开办的房地产公司拒不兑现拆迁协议，朱玉芳被迫走上维权之路。在维权过程中，她不仅自己维权，也积极帮助他人维权，呼吁社会公正，遂被地方政府视为重点维稳控制和打击对象，被多次截访绑架、关黑监狱、遭受酷刑。2015年，朱玉芳因在北京身穿“没有腐败就没有访民”的文化衫维权，被北京警方抓走，转交给江西萍乡安源区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后被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18年出狱后，朱玉芳一直为被枉法冤判而申诉；2021年12月3日，她到江西省高级法院申诉，遭拒，遂在法院门外举牌呼吁；一周后的2021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朱玉芳被萍乡市警方抓捕，随即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2022年8月6日，朱玉芳第二次被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刑，这次刑期比上次更长——4年。上诉后，萍乡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决维持原判。 在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朱玉芳遭酷刑虐待，身体病痛长期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但狱方拒绝其保外就医。2025年12月10日刑满出狱。     文章...